特朗普胜选后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数据研究团队分析了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团队的财务支出数据。他们收集了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20日双方提交的每一份与食品（工作餐）相关的收据，类型涵盖从咖啡到高档餐饮的各种场所。

分析结论是，哈里斯的人更偏爱星巴克，而特朗普的团队工作人员最喜欢去麦当劳吃快餐。他们一共吃了3.59万刀，是哈里斯团队的28倍，大概相当于吃掉了一万四千个普通大小的汉堡。特朗普团队在另一家总部位于亚特兰大、有基督教根源的炸鸡连锁店品牌消费超过20万美元，比民主党高出约20倍。

2024年10月20日，特朗普去麦当劳“打工”。

菜系口味的差异也挺明显。在意大利菜、法国菜和中档休闲餐馆上，双方花费差不多，特朗普团队更偏爱美式传统的牛排和烧烤，烧烤消费是民主党的两倍多。而民主党在墨西哥、西班牙和中式菜肴上的花费则远超共和党。哈里斯团队叫外卖更多，比共和党多花了8万多美元。

食谱可以用来凸显差异甚至标记敌我，简直是天经地义的常识与传统。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的评论区有一段关于“我们学”的发言便是明证，只不过区分的并非民主党和共和党，而是在民主党内部划线：、

“像我这样真正的民主党人，决不会吃含糖和脂肪的快餐。我们懂得肥胖有怎样的影响。我为城市里那些民主党人因为给孩子吃快餐而肥胖的行为感到羞耻。”

饮食的党派或“左右”差异，其实也可换算为阶层间的“上下”差异。“真正的民主党人”对给孩子吃快餐导致肥胖的“城市里那些民主党人”的不满，也是这种观念差异的延伸。

改革开放后，各种“洋快餐”抵达中国没多久，一些关于饮食的“反常识冷知识”随之而来，其中常见的一种说法是“在美国，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吃汉堡快餐，有钱人才不会吃这些垃圾食品”。在此语境下，能吃得起“洋快餐”的部分国人不仅就此不复光鲜，甚至散发出“没见过世面”的“乡巴佬+暴发户”气味。

今天我们知道，这些说法虽然不见得全错，至少大有商榷余地。但人们习惯用食物简明扼要地判断人的阶层，又或反过来，通过在食物上搞些小动作，维护某种阶层人设，是根深蒂固的本能，也自有其道理。

《格调：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》书影

我第一次读《格调》，是在上世纪最后一年。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，偶尔翻开这本书，仍会有很大的“惊喜”。

《格调》的完整书名是《格调：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》（Class: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）。在我看来，《格调》中充满了对“中产阶级”的刻薄批评。保罗·福塞尔在书中把中产定性为“一个最谨小慎微、了无生气的阶层”，“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，‘可替换的零件’，“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，因此是为他人而存在的。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……大部分时间被当作奴隶对待的中产阶级，对实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热的错觉。”

既然中产如此势利，惯于借助“外在的”物事证明自己，当然也不会放过食物这么现成的道具。保罗·福塞尔提到，菲利浦·罗斯所著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索菲亚·波特诺，一直在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之间徘徊，“她那措辞强烈的自我夸耀是中产阶级式的，她对广告商标的尊敬和对物价的敏感则很有上层贫民的味道。她在谈到黑人女佣时对儿子说：‘只有我一个人对她那么好。只有我一个人给了她整整一罐金枪鱼作午饭。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，阿历克斯，我说的可是优质的，被称为海中鸡肉的那种……四毛九两罐。’”

  《格调：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》插图，讲述各阶级钟爱的饮料

酒更是绕不过去。喝什么酒，喝多少，都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。《格调》中揶揄中产：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，要了一杯白葡萄酒，那么与此同时，你已经发出了一个特别的信号，你是一个上层或中上层社会的人士。当别人痛饮烈酒时，要一杯Perrier苏打水（上层人士）或苏打汽水（中产阶级），传递的信息也相当于要一杯白葡萄酒。这一举动表明，我档次高和受人欢迎的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我以前喝酒过量是好笑的、富于冒险性的和不谨慎的行为；第二，我有能力戒酒，这表明我是个既聪明又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人。再者，由于眼下我很清醒，我一定比你们地位优越，因为我会眼看着你们醉倒，而且可以告诉你们喝醉酒的样子有多么可怜。他们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。典型的中产阶级成员唯恐被人判定为社会地位无足轻重。

中产惧怕意识形态，“他们在饮食方面也同样害怕味道强烈、辛辣的食品。在中产阶级的餐桌上如果谁提到大蒜，肯定会让主人不知所措，就连洋葱也用得很少”——这让我立刻想到，介绍《华盛顿邮报》相关报道的那篇推文的中文标题便是《大蒜与咖啡：从饮食口味看美国竞选团队》，起这个标题的促狭鬼大有可能是位上海旁友。毫无疑问，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现代都市，中产阶级趣味的贯彻也是最坚决的。

任何国家的中产阶层都是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来的，至少经历过一代人的奋斗。“势利”的另一面，或许就是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对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摆脱的糟糕境地不表现出强势的距离感，或说不显摆出来，犹如衣锦夜行，是反人性的事。中产随时可能被社会变迁甩脱、坠落。这种不安全感也使中产阶层对地位、身份格外敏感。

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标新立异，从强烈的表现欲到排队被各种“智商税”收割，与各国中产差不多。古里古怪的保健品是中产买得多，中产的代表们也最喜欢鼓吹维护某些原本子虚乌有的“标准”，比如号称能盲品出阳澄湖大闸蟹和其他地方大闸蟹的不同。凡此种种，与《格调》所刻薄的美国中产阶级在装腔作势的程度上并无二致。

保罗·福塞尔在另一本更显刻薄的《恶俗》中说：无论食品上的糖衣，还是信仰、酒店、想法、餐馆、电视上的“糖衣”，都与恶俗的本质很接近。所谓“糖衣”，就是那些被中产紧抓不放的象征符号。餐桌上的中产，自然也沾染了“恶俗”的气息。

装腔作势也好，“恶俗”也罢，终究餐桌还在。但有些事情显然超出了保罗·福塞尔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想象力。“恶俗”的反面不一定是高雅，也可以是“超凡脱俗”。令人讨厌的“糖衣”固然没有了，连“食品、信仰、酒店、想法、餐馆、电视”也都不见。这不是尘封的历史，二三十年来现成的例子并不少。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，就是“中产”和餐桌一起消失了。

这样一想，我们的中产只怕还嫌太少了——至少与保罗·福塞尔的国家相比是这样。愿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、一身毛病的中产阶层，且食且珍惜。